2021年底，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和他的团队，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在苍山脚下，洱海水畔的一个小村停了下来，他们要在这里进行一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试验。他们在村里建科技小院、研究污染防治策略、探索绿色生态的农业模式，然而，许多意料之外的变化发生了，原本进行面源污染治理的他们，却帮助这个小山村摆脱了高投入、低收益的农业模式，踏上了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2023年初，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张福锁，在接受采访时说，绿色和发展，生态和效益并不矛盾，科技的进步，使得兼顾绿色与发展成为可能，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真的进入乡间田野，与大地对话，和农民一起劳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期待一场“大战役”的开启

张福锁是科技小院的创始者，2009年，时任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的张福锁，决定把科研和教学搬到生产一线。张福锁出生于山村，考上大学后走出大山，进入城市、远赴海外，最终又归国任教。他仍记得他出身的村庄里，人们依然在靠天吃饭。

“那时候，我们团队的20多个老师主要从事基础研究，每个老师每年平均能发5篇SCI论文，一年下来，能发100多篇文章。但我当时一直在想，这些文章老百姓能看到吗，能读懂吗？”张福锁说，那时候，他就想带着团队的老师们，走出校园和实验室，去田野和乡村里，寻找那些生产中真正的问题，在田地中培养新人。

“大家想一想石元春、辛德惠等老先生们，当年像我们这个年纪——三四十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们都在哪里呢？他们都蹲在曲周农民的地里。”这是张福锁在一次学院学术年会上提的问题。石元春、辛德惠都是我国老一辈的科学家，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黄淮海开启改土治碱、改良中低产田的引领者。

张福锁觉得，老先生们都是从地里走出来的，年轻的学者们，也应该走出象牙塔，把研究放在地里。于是，在2009年，张福锁和他的团队，分三路进入乡村，进入农田，和农民一起劳动。张福锁的第一站是曲周，也是石元春等老一辈科学家改土治碱的地方，他们在村里改造了一个废弃的小院，住了进去，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和农民聊天。乡亲们则给这个小院起了一个名字，“科技小院”。

真正进入乡村，才知道研究和实践完全不同。张福锁说，“一位同学在地里发现，农民会用舌头去尝肥料，以此辨别肥料的真假。他把这个发现告诉同学和老师，大家都大为震撼。在学校实验室里，学生学过很多专业的辨别方法，不但可以辨别真假，还能分析肥力、吸收转化效率等。但到了农田里，这些都没用，农民还在用舌头尝试。还有一位老师，同样是出生在农村，一开始他一直在想，为什么还要回到农村。但实际上，回去以后，他的知识、能力已经完全不同了，他是带着技术和科学去的。当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在实践中真正发现农民需要什么的时候，一流的、前沿的课题也就出现了。”

十多年中，科技小院的数量增加到一千多个，遍布全国各个地方，但张福锁觉得，这些科技小院有些零散，他一直期待着，像前辈们综合治理黄淮海一样，打一场大的“战役”。

建在洱海边上的科技小院

2021年，张福锁和他的团队，受邀到洱海边上，解决洱海流域面源污染的问题。面源污染是相对于点源污染的概念，也叫非点源污染，即没有固定排放点的污染，污染来源通常包括土壤泥沙颗粒、氮磷等营养物质、农药、各种大气颗粒物等，这些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土壤侵蚀、农田排水等方式进入水、土壤或大气环境，往往难以追溯和治理。

洱海生态特殊，当地为保护洱海环境，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人力、物力，但效果一直不太明显，洱海的水质一直在二级和三级之间徘徊。当地甚至尝试全面禁止销售使用含氮磷化肥，禁止销售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禁止种植以大蒜为主的大水大肥农作物，推行有机肥替代化肥、病虫害绿色防控、农作物绿色生态种植和畜禽标准化及渔业生态健康养殖。但尽管如此，水中的氮、磷等元素含量依然没有明显降低。

“其实，有机肥也并非完全绿色，有机肥养分全，但分解慢，来不及被作物吸收的养分仍有可能随着农业排放进入自然水域。”张福锁说。

和团队进驻洱海流域后，张福锁开始全面监测、调查洱海流域治理数据，他们在洱海边上的白族小村古生村建立了科技小院，和云南农业大学、大理州人民政府共同成立了“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一群来自北京和云南的专家学者们，开始常住这里，开启了一场洱海科技大会战。

“我们当时的目标，是实现水质向好的拐点转变。”张福锁说。为此，他们联合全国顶尖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专家团队，构建了面源污染监测平台，开展村庄面源精准监控和农田面源全面调查，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全时空全过程防控。

古生村是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古老山村，全村户籍人口一千八百多人，但常住的不到一千人。位于古生村的科技小院，是张福锁和团队的老师、学生们常住的地方，在2022年一年中，张福锁在这个山村住了280多天，几乎是实时监控着这里的环境变化。大理降水多，无论昼夜，每到下雨，他们就要去田间、溪水口取样。与此同时，他们还会在小院里给村民上课，宣传和推广最新的农业科技，农业政策，和村民一起劳动，探索和设计新的生态绿色种植模式……

2022年，在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张福锁院士（右）为村民讲述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受访者供图

水清山绿后农民怎样增收？

在古生村，除了进行面源污染防治之外，张福锁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帮助村里建设绿色高值的种植模式。

“在以前，许多人会觉得，发展的生态、效益和绿色是矛盾的，要发展就必然会牺牲环境，要绿色就很难实现效益。在今天看来，这话不对。”张福锁说，“在今天，我们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既高产又环保的目标。”

在污染防治的同时，绿色产业的示范，也在古生村开启。张福锁和团队科学家们，为古生村设计了“水稻+”“烟草+”“周年油菜薹”等绿色高值协同的种植模式。

水稻、烟草是当地常年种植的品种，科学家们设计了适合当地的绿色有机种植模式，比如病虫害防治，需要减少农药投入，就需要生物防治的方法。再如肥料的使用，不能使用过多的化肥，而有机肥又分解慢，起效慢，这个问题同样需要解决。

“我们检测了村里农田中的营养元素，发现土壤中并不缺少氮磷钾等元素，也就不必使用那么多的化肥。”张福锁说。科学家们还根据洱海土壤、气候特征与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创制了水稻、烤烟、玉米、油菜、蔬菜等6个绿色智能肥料。同时建立了水稻绿色/有机、生物可降解地膜覆盖、控水高效利用等技术体系。

2022年，在化学品减量、生态绿色种植的条件下，古生村的水稻亩产达到808.8公斤，比常规生产增加了31.7%。同时，监测结果显示，稻田径流污染物负荷显著降低，减氮11%，减磷55%，磷径流排放减少50%，化学需氧量排放降低52%。

古生村还引进了新型的富硒油菜薹，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汉中团队育成的一种兼具观赏和菜用的新油菜品种。2022年10月首次试种，2023年1月首次采摘，吸引了很多游客和市民采摘。

“最开始，我们的目标是将农田氮磷排放减少30%-50%，入湖负荷减少10%-20%，农田亩产值每年超过1万元。”张福锁说，“一年的实验和探索后，在古生村，稻油轮作的亩产值达到了1.3万-1.4万元，油菜薹产值达到了1.9万-2万元左右。”

在田野中寻找未来的道路

从2019年在曲周创建科技小院开始，到2021年在苍山洱海边上探索农业绿色高值发展模式，张福锁觉得，真正的“大战役”已经开始了。

“过去一年多中，我们联合了国内20多家科研单位，地方上四级书记负责，探索一个投入少、产值高、排放少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框架。”张福锁说。

既要生态环保，又要高效高值，张福锁把这场“战役”称为“洱海大会战”，打赢这场会战的关键，是要让科学家们真正到村里、到田间。

2022年，云南古生村，张福锁（中）和村民们讨论中稻种植的技术。受访者供图

“我们的很多学者、科学家，很擅长在书本里和实验室中找问题，找研究的方向。但现在，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一定要去一线、去实践中，发现那些现实的问题，解决真正卡脖子的难题。”张福锁说。

如同当年还在用舌头辨别肥料真假的农民一样，在真正的乡村和田野，还有太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太多影响着发展的难关，“我们的科技发展非常快，而且越来越快，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运用于实践的人才培养，还有很大的差距。”

作为应用性质极强的农业科技，张福锁一直认为，田间才是农业科学家们真正的“战场”。在他的团队中，许多学生刚刚考上研究生，就要开始漫长的驻村、下田工作。曾有刚入学的学生担心，过多地帮助农民劳动，是否会耽误自身的研究，会不会没有时间写论文，写不了论文，又该如何毕业？但后来，这位学生把科技小院的模式、研究成果、服务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在了《自然》杂志上。还有学生，硕士期间发表了10篇论文，写了一本书，还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毕业生。

“去地里，并不影响科研。”张福锁说，“真正到了田间，到了村里，就会发现，农民们真正为难的问题，每天都会有。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普遍性的，也是整个领域中最前沿的。而在这里获得的每一份成果，都会最快地得到运用和认可，这是学校里做不到的。”

对话代表：

加大力度推动农业绿色高效发展

新京报：今年两会上，你带来哪些建议？

张福锁：首先是建议加大力度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在过去，绿色和发展常被认为是一对矛盾，但这些年来，绿色和发展可以统一协调，已经成了社会共识。我们有技术也有能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当前，农业绿色高效发展的速度已经很快，各地的示范区建设如火如荼，但和我国广袤的地域、人口众多的乡村相比，仍需要进一步加大推动力度，发挥好多元主体结合的作用。比如怎样引进适应当地的优质农产品，怎样吸引更多的新人、新力量加入乡村振兴中，怎样把政、产、学、研、用真正融合一体，落到实处。这方面，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新京报：多年来，你创建的科技小院，一直在将各种农业科技带到乡村，在绿色高效发展方面，是否也有一些经验？

张福锁：过去十多年，我们的科技小院已经发展到1000多个，当前我们正在推进科技小院在160个重点帮扶县的落地，促进当地乡村振兴。这个过程中，也确实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在产业一线的科技创新与应用过程中，我们通常会汇聚多方力量，各个科研机构、当地政府、社会力量等，共同去解决乡村发展的现实问题。再如我们制定了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的“四零原则”，我们的老师和同学，都住在村子里面，跟农民一起创新技术、推广技术，把根据农民需要的肥料等绿色产品，直接应用到农民的田地里，助力农业绿色转型。

新京报：在科技小院中，院士和农民，科学家和农民是零距离的，这种模式有何好处？

张福锁：科研人员住在村里，和农民一起下地，发现的问题，都是农民最需要解决的，也是农业科技最需要解决的，这在校园里是做不到的。事实上，我们不是去把科技带给他们，而是在实际的生产中，去发现问题，和农民一起，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进行科学研究，而解决的办法，就是科研成果。而且，这些成果，往往就是最前沿的，最有用的。

新京报：前一段时间，科学家的田和农民的田产量差距很大的现象，引发了普遍关注，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张福锁：这样的现象我们也经常遇到，科学家的试验田产量很高，但农民的田里，产量就相对低很多。不止如此，就是在同一个村里，不同的农民种的田，产量差距很明显，而那些产量高的田，种植者就是村里的农业能手。这些现象说明什么？说明我国的农作物产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关键是怎么把科学家的技术真正推广到农民田里，怎么把农民种地能手的经验与科学家的技术结合起来，真正普及开来。我认为，科技小院是一个很好的共同创新与共同应用平台，因为他就在农民中间，科学家的技术，可以在和农民一起劳动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变成适合当地农民的技术，在农民中更快地推广。种田能手的经验，也可以通过科学家去总结、提炼，变成可推广的实用技术。

新京报：你认为未来推动乡村振兴、推动农业绿色高效发展，最需要的是什么？

张福锁：人才是发展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的实际执行者。过去数十年中，乡村劳动力、人才不断流失，空心化的现象非常普遍。国家推动乡村振兴，所有的工作都需要人去做，但实际上，我们非常缺人才，尤其缺少高层次、高综合技能的人才。

新京报：在人才振兴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张福锁：乡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需要各种各样专门的人才去发展，而这些人才，我们过去并没有专门的培养机制。建议更深入地进行调查，乡村究竟需要怎样的人才，然后通过订单式的培养方式，为乡村振兴培养专门的人才。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